福州社交網絡新媒體時代如何創造新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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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社交網絡新媒體時代如何創造新聞內容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做自媒體了,因為自媒體滿滿已經超越傳統新聞網站成為群眾獲取新資訊的新渠道了,福州嘉藝網絡燕狂徒也開始給企業和公司進行自媒體網絡推廣方案,有需要的可以聯系嘉藝網絡做福州自媒體推廣。

近年來,由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平臺引發的網絡輿情熱點事件頻發,“山東于歡案”“杭州保姆縱火案”“求職少年李文星之死案”“程序員蘇享茂之死案”“江歌案”“北京紅黃藍幼兒園虐童案”“湯蘭蘭性侵案”“西安交大博士生溺亡事件”“武漢理工大學研究生之死”“北大教授沈陽事件” 等事件通過社交媒體平臺海量、高速擴散,從一個單純的偶發性事件、個人事件、地方性事件短時間內上升為全國性輿論熱點事件。社交媒體時代新聞生產的模式和傳播效果打破了傳統媒體時代新聞生產的傳播格局和輿情生成機制,對政府、受眾、媒體、社會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和挑戰。
截至目前,國內學界關于“Social Medial”的研究有概念混用現象,翻譯成“社交媒體”和“社會化媒體”兩種情況,但是研究對象基本一致,包括論壇、博客、微博、維基、SNS、微信等媒體形式。 社交媒體時代新聞生產打破傳統傳播格局,新聞生產在新場域環境下呈現出新特征并產生了新的矛盾沖突,以“場域理論”關系思維模式為理論工具,探索出社交媒體時代新聞生產新的博弈場,傳統媒體渠道“失靈”,社群傳播模式加劇了“信息繭房”效應,“后真相時代”新聞真實性被消解。 因此,可以從轉變思維模式促進傳統媒體發展轉型、實現多元傳播渠道、提高用戶媒介素養、轉變政府角色觀念等方面入手,以期營造清朗的新聞生產環境。

社交媒體是近幾年的熱門研究話題,研究主要涉及四個方面。

一是,不同群體社交媒體使用現狀研究。 分別研究了城市居民、大學生、農民工等群體社交媒體使用的媒介偏好、媒介依賴、媒介需求、認知情況等。

二是,社交媒體與政治參與研究。 以香港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提出社交媒體實名制和網絡暴力對香港青年人在公共事務討論中自我觀點表達有明顯的抑制作用,催生了“沉默螺旋”效應,妨礙了個體觀點的自由表達、社會觀點的多元化發展以及公民表達性政治參與的實現。

三是,社交媒體與傳統媒體融合、競爭研究。認為社交媒體和傳統媒體可以利用資源調度、全方位融合實現融合滲透、互補共贏、釋放媒介新能量。

四是,社交媒體與輿論引導研究。 提出社會化媒體輿論的演變輕事實、 重情感發泄,輿論呈現出意見極化和破碎共識共生特點,新媒體技術無法賦予網絡民主商議的特質。 其中,關于“社交媒體新聞生產”的主要包括國內外社交媒體新聞生產研究、 社交媒體對新聞生產的影響、新聞業面臨的倫理陷阱等。

本文旨在借鑒已有研究基礎, 基于皮埃爾·布迪厄“場域理論”系統分析社交媒體時代新聞生產和新聞消費方面存在的隱患, 并提出可借鑒的對策。

一、社交媒體時代新聞生產場域的變化“場”的概念來源于物理學,闡釋場與場內元素的相互作用。 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將“場”理論普遍化,提出了適用于各領域、各學科的“場域理論”。布迪厄場域理論從關系角度思考,是一種關系思維方式,他認為“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在社會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種各樣的關系———不是行動者之間的互動或個人之間交互主體性的紐帶,而是各種馬克思所謂的‘獨立于個人意識和個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觀關系。 ”布迪厄認為,“新聞界是一個獨立的小世界, 有著自身的法則, 但同時又為它在整個世界所處的位置所限定,受到其他小世界的牽制與推動。 ”因此,在新聞生產過程中,新聞生產者與社會方方面面都存在著客觀關系,新聞場域是各種力量之間博弈的場所。

傳統媒體時代,新聞生產場域是政府、媒體、社會公眾三者之間的博弈,是國家意志、公眾意見、媒體表達、社會資本之間的對決。 然而,社交媒體時代,“受眾觀”向“用戶觀”轉變,用戶成為傳播主體,關系成為連接用戶的紐帶,用戶運用新媒體手段打破了傳統媒體機構對新聞生產的壟斷,成為信息的制造者、傳播者以及獨立的信息觀察員。 同時,新聞場域的變化也影響到了政治場、經濟場、文化場、社會場、技術場的變化,如何利用好社交媒體成為媒體、政府、公眾、社會必須關注的問題。

二、社交媒體時代新聞生產的隱患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中提出“媒介即訊息”觀點,強調了媒介的發展帶來的沖擊力遠遠超出任何時代媒介所傳播的“內容”和“信息”?!叭魏蚊浇槭┘拥淖顝姶蟮挠绊懢褪歉淖內说年P系與活動,使其形態、規模、速度發生變化。 ”社交媒體(Social Media)在計算機技術和數字化技術的發展中產生。 Web2.0 時代,從Web1.0 時代以 Web 網站為主要平臺的“門戶網站”模式進入到“個人門戶”模式。以用戶為核心,“關系”要素成為人們連接起來的紐帶,形成了線上關系與線下關系、強關系與弱關系、直接關系與間接關系、社交互動關系與信息互動關系的融合。 內容生產與社交關系相結合,用戶利用 Web平臺生成內容,同時也促進了新型社交關系的建立,形成基于血緣、業緣、興趣、目標等為基礎的圈子關系和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模式,信息在社交媒體平臺極易產生“裂變式”傳播效果和“病毒式”傳播效果。

泛社交媒體平臺細分為九類:微信、微博、交友類社交媒體(陌陌、世紀佳緣等)、通訊類社交媒體(QQ、LINE、米聊等)、論壇類社交媒體(百度貼吧、天涯、QQ 空間等)、生活類社交媒體(美團、去哪兒等)、帶有社交評論功能的新聞類媒體(今日頭條、騰訊新聞等可評論的新聞 APP)、帶有社交評論功能的電商類媒體(淘寶、京東、小紅書等)、帶有社交評第 5 期 劉霞:場域理論視角下社交媒體時代新聞生產的博弈67論功能的視頻或直播平臺(優酷、嗶哩嗶哩、斗魚 TV 等)??梢钥闯鲈谝苿訒r代,網民的社交行為不僅僅只包括微信、微博、QQ 等,已經大大泛化了,社交行為無處不在,因此很多產品都具備了社交屬性。 該《報告》顯示,受訪者對社交媒體總體上持正面態度, 認為社交媒體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好了, 被提及最多的社交媒體正面影響主要是熟人社交和知識獲取,例如“隨時了解朋友的動態”(70%)和“讓我與家人/朋友的溝通更便捷”(70%),以及“方便我更快地了解社會熱點”(69%)和“增長了我的知識面”(61%)。 受訪者對各類社交媒體對用戶影響的積極程度進行評分,其中微信評分最高 83.5 分,排名第四的是新聞的社交功能 79.7 分。 總體上,我國的社交媒體發展日新月異, 新的社交媒體形態不斷延伸、拓展,可能沒有終點,新聞類媒體的社交功能有潛力助力品牌的傳播,社交媒體給新聞傳媒業帶來的變革不僅僅是新聞生產方式與傳播方式的轉變, 也帶來了輿論場重心的轉向。 用戶的關注、分享、轉發、評論等媒介行為使社交媒體已成為社會熱點形成、輿情演變的重要平臺,進入到全民參與信息生產、信息傳播的時代。

(一)社交媒體搶占新聞入口,傳統媒體渠道“失靈”

2018 年 1 月 31 日,中國互聯網絡數據中心CNNIC 發布第 41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顯示:截至 2017 年 12 月,我國網民規模達 7.72 億,其中手機網民 7.53 億,我國網民普及率達到 55.8%,超過全球平均水平(51.7%)4.1 個百分點。 2017 年 1 月 11 日,中國互聯網絡數據中心 CNNIC 發布的《2016 年中國互聯網新聞市場研究報告》顯示:截至 2016 年 6 月,互聯網新聞市場用戶規模達到 5.79 億, 其中手機端網絡新聞用戶規模為 5.18 億, 互聯網新聞已成為網民高頻使用的基礎類網絡應用。社交媒體成為網絡新聞獲取、評論、轉發、跳轉的重要渠道,受眾通過社交媒體獲取過新聞資訊的用戶比例高達 90.7%,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參與新聞評論的比例分別為 62.8%和 50.2%,通過朋友圈、微信公眾號轉發新聞的比例分別為 43.2%和29.2%。

從以上大量數據可以看出,數字化時代新聞資訊獲取的“第一媒體”是手機媒體,手機上的社交媒體平臺成為人們信息獲取的主要渠道,社交媒體搶占新聞入口成為主要信源。 喻國明認為“這種信息來源的新型構成方式表明, 今天社會信息傳播‘最后一公里’的渠道,已經不是傳統物理渠道,而是人際關系渠道。 ”同時,社交媒體的開放性、便捷性、及時性等使新聞事件第一時間在社交媒體平臺實時傳播,而傳統媒體由于審核“把關”制和制作流程等限制,在新聞報道中社交媒體往往“先聲奪人”;其次,傳統媒體缺乏交互性和伴隨性,與受眾之間的粘性缺乏,導致傳統媒體在新聞傳播活動的開端就失去了注意力和吸引力,容易造成渠道“失靈”。

(二)虛擬社群模式下,“信息繭房”效應被擴大社群,廣義上指的是某些邊界、地區或領域內發生作用的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既可以指實際地理區域內的社會關系, 也可以指較為抽象的、思想上的關系。 傳統社會以血緣、地緣關系、業緣關系等形成不同村落和群體,移動互聯網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界限,使人與人之間的自由連接和聚合變得更容易。 1993 年社會學家瑞格爾得提出“虛擬社區/社群”的概念,“通過互聯網連接起來的突破地域限制的人們彼此交流溝通、分享信息與知識,形成相近興趣愛好和情感共鳴的特殊關系網絡。 ”人們以虛擬社群的方式在網絡上存在, 網民內部分離成大量小集體,人們將同一社群的人看作是自己的同類,為同社群的人點贊、轉發、評論,維護同社群人的觀點。

一致的身份認同、情感歸屬、價值歸屬使社群中的人容易產生信任感和情緒同頻共振,這種內嵌式的聚合力能夠快速催發和轉化成行動力,而一致的行動力反過來再次穩固了社群關系。 同時,人們在虛擬社群里只和自己喜歡和興趣相投的人交往,時間累積逐漸形成趨同風格,形成桑斯坦提出的“信息繭房”效應。

“信息繭房”的概念由桑斯坦在《信息烏托邦》一書中提出,“我們只聽我們選擇的東西和愉悅我們的東西的通訊領域。 ”在社交媒體中我們按照自己喜歡的標準選擇著志同道合的交往對象,選擇著讓我們身心愉悅的信息,與其他群體之間容易形成話語隔閡、 溝通障礙和認同困難。正如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中預言的一樣“數字化的生活將改變新聞選擇的經濟模式,你不必再閱讀別人心目中的新聞和別人認為值得占據版面的消息,你的興趣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笨傊?,虛擬社群的建立不僅局限了人們信息的獲取,還容易造成偏激的、錯誤的、虛假的信息肆意傳播;不僅“麻醉”著人們的認知,弱化了人們的行動力、判斷力,還淡漠了人際關系,我們把自己置身在虛擬社群中, 實際上是在作繭自縛。

(三)“后真相時代”新聞真實性被消解“后真相時代”(Post-truth)被評為 2016 年度牛津詞典年度詞匯,意思是“客觀事實的陳述,往往不及訴諸情緒和煽動信仰更容易影響民意?!鄙缃幻襟w優勢傳播屬性成為“后真相時代”的主要推手,給原本“相對無權者”進行賦權,知情權、傳播權、話語權、行動權在社交媒體平臺得到實現,實現權利向權力的轉移,重構了話語中心、輿論中心、行動中心。 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一書中早已預言了現如今的時代,“計算不再和計算機有關,它決定我們的生存。 我們無法否定數字化時代的存在,也無法阻止數字化時代的前進,就像我們無法對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樣。 數字化生存有四個強有力的特質,將會為其帶來最后勝利。 四個特質是:分散權力、全球化、追求和諧和賦予權力。 ”“后真相時代”情緒跑過真相。 無論是推特、微博還是微信, 新技術的更新構建了新的傳播環境, 對信息傳播字符的限制導致信息碎片化和語境缺失, 內容生產和社交關系相結合成為傳播動力,情緒和觀點占主導地位,容易產生情緒性傳播?!坝芰之a婦跳樓事件”曝光后,醫院和家屬各執一詞, 醫院以沒有聲音只有畫面的視頻為證據首先發聲引導輿論形成定勢, 然而醫院卻曲解了視頻內容,造成了信息失真,網民的討論和猜測使事件撲朔迷離,醫院、家屬雙方的多次回應造成輿情多次反轉, 在事件真相還未調查清楚時,關于此事件觸及的“婆媳矛盾”“夫妻關系”“醫患矛盾”“無痛分娩”等話題討論已經刷爆網絡,媒體甚至越位“審判”。 事件發生一周后榆林市官方公布初步調查結果:“產婦馬某某跳樓系自殺身亡”,才平息了關于此事件的輿論戰。 當事實真相跑不過互聯網技術,又敵不過社交媒體用戶情感的時候, 新聞事件往往變成漸進式推進和呈現, 因此容易出現假新聞和輿論反轉。

馬克·湯普森《毋庸贅言(Enough Said)》一書中提到,“我們的數字生態系統已經成了扭曲、虛假新聞近乎完美的溫床。 ”新聞專業主義是大眾傳媒時代的產物,強調職業性和專業性,新聞媒體處于信息傳播的壟斷地位, 真實性和新鮮性是新聞的基本要求。 然而, 社交媒體時代,傳播權利分化,新聞在社交媒體平臺即時傳播,“現在的新聞現在報”,的確保證了新聞的新鮮性,但是這種快速傳播的背后,新聞的第一性原則“真實性”卻容易被消解。 違背了先有事實,后有新聞,事實第一性,新聞第二性的新聞本質屬性。

三、社交媒體時代新聞生產隱患的規避

1994 年互聯網全面進入中國,互聯網不再是原有生活的補充和豐富, 而是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互聯網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互聯網。 ” 任何人或組織機構的生存發展都不能逃離互聯網環境,要想求生存、謀發展,必須順應時代的發展趨勢轉變思維模式,在轉型中尋找出路。

(一)轉變思維模式,促進傳統媒體轉型發展社交媒體時代又被稱為“節點化生存時代”,關系是連接節點的紐帶,節點與節點之間網狀連接,這張關系錯綜復雜的大網,就相當于一個廣場,讓我們又重新回到了街坊鄰居的熟人關系社會。 商家通過網絡將產品信息傳播給消費者,通過網絡直接將產品銷售給消費者,消費者通過網絡把產品使用后的信息反饋給商家,而消費者的反饋信息在網絡平臺上也能夠成為其他消費者的參考信息,信息在消費者之間自由流動促進了產品銷售和產品質量優化升級。

傳統媒體渠道在社交媒體的搶占中失去了信源的壟斷地位,要解決渠道“失靈”問題。首先,在受眾心目中要重新建立良好的印象和評價,通過品牌效應和口碑傳播提高傳播力和影響力。傳統媒體不能坐以待斃,要進行差異化競爭,防止傳統媒體邊際效應遞減?!斑呺H效應遞減規律” 強調了消費者的滿足感隨著物品數量的不斷增加而遞減,當消費者缺少某一物品時,物品最初的滿足刺激是最大的, 但隨著同一刺激不斷重復,幸福感和滿足感就會遞減。 因此,傳統媒體在和社交媒體競爭時要從受眾目前最迫切的信息需求出發,在互聯網環境下,新聞生產場域雖然發生了變化, 但是受眾或用戶的共同興趣點依然沒有改變,在追求速度、廣度、深度的飛躍時,新聞仍然要固守著內容的真實性、公開性、公平性、客觀性的原則。 因此,傳統媒體必須重新定位,分析自己的優勢,找準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坐標,堅守傳統媒體的專業化和公信力,以慢制快,以真制假,以深制淺,以綜合性勝過碎片化,為受眾提供綜合的、全面的、權威的信息報道和新聞解讀, 與新媒體環境下的新聞生產形成差異化競爭。 其次,傳統媒體要生產出具有“粘性”的“好產品”,把受眾的注意力從社交媒體平臺回歸到傳統媒體, 重新確立傳統媒體的專業性和不可替代性。 最后,傳統媒體要順應現在的“節點化生存”狀態,把產品嵌入到受眾的社會關系網中,在關系網中實現信息交互流動,形成影響力。

(二)打破“信息繭房”,實現信息多元傳播渠道隨著移動通訊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成為人們信息獲取的依賴渠道,信息和觀點在社交關系網中被過濾、篩選,形成了信息和觀點流動閉環。為了防止信息窄化和群體溝通隔閡,應該打破“信息繭房”,讓傳統媒體通過發展轉型找到出路,傳統媒體在轉型升級中可以廣泛應用新技術, 借鑒新媒體的傳播模式,不能止步于微信、微博、客戶端“兩微一端”建設,而是要使傳統媒體的內容和新媒體平臺形成對接合作關系,實現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在渠道供應、內容生產、資源配置等方面融合,建立網絡世界的“人行道模式”。 桑斯坦“人行道模式”強調,大眾傳播和公園、街道一樣屬于公共領域,媒體應該扮演著“公共論壇”的角色,讓種種非計劃和不想要的情景,讓那些未經事先篩選而遭遇的情況,讓各種異質信息多渠道、多元化存在在公共領域中,讓人們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信息,即使爭辯和沖突,這樣可以避免群際孤立和輿論一邊倒。

(三)提高用戶媒介素養,增強信息判別能力媒介素養,指人們接觸媒介、獲取信息、解讀和接受訊息并利用媒介工具傳播信息的知識能力和文化素養。 1995 年美國著名媒介素養研究者詹姆斯·波特,出版了《媒介素養》一書,提出了媒介素養三大重要基石:你的個人定位、知識結構、技能。 這三項是構建一個人具有一套更為廣闊的媒介視野的必備條件。 你的個人定位是你的能量與目標,知識結構是原材料,技能是工具[19]。

媒介素養在中國是“舶來品”,從 2003 年“非典” 時期的哄搶板藍根及 2011 年日本福島核電站泄露引發的全民“搶鹽事件”,到 2016 年電信詐騙“徐玉玉案”、2017 年李文星在“BOSS 直聘”APP 找工作陷入傳銷組織致死案,無不凸顯了當代社會人們的信息判斷、甄別能力不足,以及媒介素養急需提高的迫切性。

社交媒體時代,用戶首先應具有理性的“現實觀”。 要有區分“客觀現實”“主觀現實”“媒體現實”的能力。 正如李普曼提到的“擬態環境”理論,對現實世界的認知是在媒介對客觀現實世界的構建基礎上形成的,而媒介對客觀世界的呈現不是“鏡子式”的反映,而是通過選擇、加工、結構化后的反映,并非現實世界本真的映像。其次,用戶應具有內省式“把關”能力。社交媒體時代信息傳播權限向一般民眾分化,形成“平權化”和“扁平化”,信息監管權已經讓位于普通公眾。 其次,網絡的瞬時傳播和信息井噴式增長使政府相關部門的監管逐漸式微,這就需要網民提高媒介素養,在信息傳播中主動甄別和自查,對傳播的信息進行負責和把關,防止假新聞、謠言、過激情緒肆意傳播。

(四)轉變政府角色觀念,管制者轉變為共建者凱斯·桑斯坦在《網絡共和國》研究了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提出“一個自由的社會尊重每個人的選擇并避免去‘管制’,即便自由選擇的結果不符合大家的期待;沒辦法,這就是自由。 ”但是,避免管制不意味著無所作為。 社交媒體時代,互聯網技術賦權于公眾。對此,政府不能把社交媒體平臺傳播的輿情當“敵情”來監測甚至刪帖,用“防”和“堵”來掌控輿情。同時,也不能完全不顧輿論失控對國家政權和社會安定的威脅。中東“茉莉花運動”可以看出輿論失控是一個國家政權走向解體的前奏。 此外,政府還應該充分利用社交媒體打通老百姓的“民間輿論場”和主流媒體的“官方意見場”, 把社交媒體當做民意的“了望臺”和“風向標”,把社交媒體轉換為服務民眾的“服務臺”,并放低姿態,注意語態,與公眾主動交流、坦誠對話,轉變管理思維為服務意識,轉變監管職能為共建職責,通過制定規則,維持網絡環境秩序,搭建利民、便民平臺,共建健康、有序的網絡環境。

四、結語

社交媒體時代,新聞生產場域發生了變化,形成了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公眾、媒體、政府、社會,新技術與內容生產等多方博弈的局面,在博弈中社交媒體平臺新聞生產的優越性凸顯出來,但是也存在諸多問題,需要社會和個人形成合力,傳統媒體和新媒體融合對接,媒體和政府運用新思維、新語態、新管理方式,順應時代、把握民意、引導輿論,建立和諧、有序、清朗的網絡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