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體傳播自由度怎么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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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體傳播自由度怎么把控

自媒體傳播具有的個性化、即時性、互動性、開放性、形式多樣等特點,使其越來越成為公眾了解資訊、參與社會生活的重要渠道。自媒體意見表達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公眾言論和意見場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表達權的實現空間。同時,它在充分調動公眾享有和行使言論自由權的積極性、增進民主、推動社會發展的同時,其虛假性表達、情緒性表達、低俗性表達、暴力表達 等也大量充斥網絡,給社會發展帶來諸多負面影響。筆者以傳播技術更新之下表達權利的擴張為邏輯起點,厘清表達權利的邊界,并以傳統言論自由規制理論為基礎,試圖構建自媒體意見表達的多元治理機制。

一、沖突緣起:傳播技術的發展帶來意見表達的擴張恩格斯曾說:“每個人都可以不受阻撓地和不經國家事先許可而發表自己的意見?!?發表意見的自由,即意見表達的自由。郭道暉教授認為:“意見表達即表達自由,其基本形態為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以及游行示威等,言論自由是其核心?!雹垡灿袑W者指出:“出版自由就是指以文字形式表達意見的自由?!?以上論述都是將意見表達與表達自由視為同義。廣義上,意見表達的自由就是表達自由;狹義上,意見表達更偏向于一種政治自由屬性的自由權利。本文取廣義之說。自媒體意見表達是在公民的表達自由權利與網絡媒介不斷發展而相互融合的情境下衍生的新問題,是公民基于自媒體這個信息媒介來實現其基本權利的新方式,本質上仍屬于表達自由的基本范疇和實現載體。2018 年 1 月 31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 41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 12 月,我國網民規模達 7.72 億,同期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5.53億 。大量現實數據表明,自媒體已經成為國民意見表達的主渠道之一。

技術的發展與變革在推動社會發展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自媒體意見表達正是借由信息傳播技術這個便利條件,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公民表達權的實現。主要表現在:一是表達主體的范圍更加廣泛。自媒體時代,人人參與傳播過程,人人都可以利用自媒體表達自己的所看所感,極大地擴展了表達主體的范圍。二是表達內容的自主性更強。自媒體傳播時代缺乏傳統“把關人”,信息無需經過層層篩選和過濾,而時時展現出傳播者的自主性、個人性、非正式性。三是表達效果的維度更深廣。自媒體表達的交互性、便利性、及時性等特征突破了傳統媒體傳播空間和時間上的局限,改變了傳統媒體的“單向度性”,從而決定了其傳播的廣度和深度。

技術是一把雙刃劍。隨著自媒體意見表達在實現條件上的便利,近年我國自媒體侵權事件也頻繁發生。這種混亂的網絡生態環境顯然不符合人民的利益。當前反腐呈現高壓態勢,自媒體輿論反腐成為制度反腐的重要補充。但自媒體準入門檻相對較低,自媒體用戶素質存在差異性,加之自媒體問責制不健全、自媒體意見表達邊界不清等,導致這種混亂局面的出現。因此,依法界定自媒體意見表達的權利邊界并出臺相應措施,是當下網絡治理之重舉。

二、自媒體意見表達之權利邊界

(一)邊界之一:自媒體意見表達與人格權益自媒體意見表達的邊界應止于人格權益。普通公民的人格權益保護與傳統新聞侵權相比,除言論發生在網絡領域呈現出新聞侵權的一般特點外,與傳統言論侵權并無太多差別,故此處著重討論自媒體言論與公眾人物之間的權利邊界問題。

其一,公眾人物作為原告與言論自由的關系。

公眾人物作為原告與言論自由的關系主要是指公眾的言論自由與公眾人物名譽權的關系:一是在現實生活中本來就是公眾人物的言論主體呈現在網絡空間中的情形;二是因公眾事件而被廣泛關注進而成為網絡上的公眾人物的普通公民的情形,有學者稱之為“有限公眾人物”的情形。第一種如“金山公司訴周鴻祎案”,該案中被告周鴻祎是金山公司的競爭對手——奇虎 360 公司的董事長,既是所謂網絡上的公眾人物,又是名副其實的現實中的公眾人物。

第二種情形如“藥慶衛訴張顯名譽權案”中的被告張顯,其作為一名普通律師,可能在此之前是名不見經傳的,由于公眾對“藥家鑫案”的廣泛關注,作為該案原告代理律師的張顯進入公眾視野而成為公眾人物。對于第一類公眾人物,因其自身的公共性身份及其所擁有的社會性資源,在其人格權保護與公眾的權益保護方面自然應該向公眾的權益保護傾斜;對有限公眾人物的人格權益應根據其所涉公共性程度而適當限制。

其二,公眾人物作為被告與言論自由的關系。

公眾人物作為被告與言論自由的關系,是指公眾人物的言論自由權是否應該克減以及如何平衡的問題。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公眾人物作為被評論的一方,即作為名譽權侵權法意義上的原告一方,可以存在于網絡中,也可以存在于現實社會中,其存在于網絡空間中便可能是網絡大“V”。網絡大“V”作為公眾人物,相較于普通公眾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在行使言論自由權時,應當承擔比普通公眾更多的注意義務?;蛘哒f,公眾人物因其身份或職業涉及公共性或公共利益而被公眾關注,處于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被監督的狀態,其行使權利應該比普通人更謹慎。

理論上說,網絡大“V”的表達自由應當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時,每一個網絡大“V”之所以能成為公眾人物,是因其是不同領域、不同職業中的知名人士或是黨政部門的領導人員,身份職業的不同使得其言論在其所屬領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鑒于這種身份差別,除了受上述一般限制外,其言論還要受到其職業的限制。

(二)邊界之二:自媒體意見表達與國家利益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而對言論設置一定的限制是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一方面,公權力具有公益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公權力為了國家和社會的安全而限制表達自由具有一定合法性;另一方面,公權力有對權利合法限制或剝奪的能力,其有被濫用并對公民的基本權利造成威脅的可能性?,F實中存在的一些“因言獲罪”的案例便是明證。筆者認為,言論是否“涉罪”應區分言論的性質。

首先,公民有對國家機關及其公務人員批評、建議的權利?!俺踔猩恍叹邪浮敝?,張家川縣公安局認定初中生楊輝“煽動群眾游行”,并對其實施拘捕,罪證是楊輝在其自媒體賬號上發表的“是該游行了”的言論,由于該言論被轉發達到“500次標準”而成為其遭受拘捕的確證?!稇椃ā返谒氖粭l規定,公民有對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該案中當事人楊輝正是基于這樣的權利而對當地警方提出質疑和批評,其行為當是正當權利的行使。

其次,價值判斷言論不應該受到限制。從上述“初中生被刑拘案”中言論的性質來看,此句話是價值判斷而不是煽動性言論。價值判斷是認識主體基于自己所相信的價值理念、價值標準作出的判斷,帶有一定的主觀認識局限。煽動性言論只有具有一定的主觀惡意特征、具有明顯的緊迫性危險才能被認定構成犯罪。二者具有明顯的區別。

再次,對不同言論的限制標準應該作出明確界定。在“‘秦火火’尋釁滋事案”中,據稱“秦火火”發布謠言計 2000 余條,其中有很多是對名人的詆毀言論,如“雷鋒生活奢侈”等謠言,這些言論事后被證明是虛假的。這些虛假信息侵害了他人名譽,擾亂··107了公共秩序,左右和裹挾甚至綁架了公眾對相關事件的看法,造成了不良影響。但同時,在該案中,還涉及對政府關于“7·23 動車事故”事后處理的關注和質疑,這是公眾行使知情權的一種方式,對這部分言論如何認定,即怎么認定合理的批評建議和謠言誹謗的界限,實際上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

(三)邊界之三:自媒體意見表達與公序良俗目前我國基本上實行媒體的國家控制主義模式。在這樣的模式之下,政府有權力也有責任要求媒體為國家目標服務。對民眾道德的教育和引導一直是我國政府的目標和任務之一,這種道德要求自然就被轉移到媒體上。我國《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第十五條所禁止的信息內容有三項與公序良俗有關;而在實踐中,典型的執法案例便是我國政府在網絡媒體環境下所進行的“反三俗”運動。

網絡空間雖然是虛擬的,但在網絡上發生的行為也是實實在在的,它必然跟現實中實實在在的自然人相聯系,是自然人的真實行為的體現。網絡實名制的實行,更代表每一個網絡虛擬主體背后都真實存在著一個現實主體,網絡主體的行為與現實主體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既然網絡并非法外之地,網絡主體同樣應該尊重國家法律和社會道德。自媒體言論與公序良俗相沖突主要表現為網絡謠言和網絡色情。網絡謠言和網絡色情腐化公共道德、影響公共秩序,對于這些信息進行規制也是各國的通行做法,我國《刑法》中有如“傳播淫穢物品罪”等相關規定。